探访石峁博物馆 感知4000年前文明

　　近日，位于陕西省神木市的石峁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这标志着作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重要遗址的石峁遗址考古发掘、研究保护取得阶段性成果。

　　初建于距今4300年前后，沿用至距今3800年前后的石峁城址，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重点研究的四大都邑性遗址之一，被誉为“石破天惊”的重要考古发现。十余年来，石峁遗址作为“中国文明的前夜”，接连入选“十大考古新发现（2012）”“世界十大田野考古发现（2011—2020）”“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强烈的学术共鸣。近期开放的石峁博物馆，展区面积5943平方米，展出石峁遗址出土和石峁文化时期的玉器、石器、陶器、骨器、石雕和彩绘壁画等各类珍贵文物688件（组），最引人注目的是石峁遗址皇城台发现的数十件石雕。石峁遗址，是一座怎样的遗址？石峁博物馆展出了哪些精彩的展品，背后蕴含着怎样的文化艺术内涵？……本期，就让我们一起探访石峁博物馆，回溯时光，走近4000多年前的“中华圣城·文明王都”——

　　石峁博物馆基本陈列以“中华古国·文明王都”为主题，通过“巍巍石峁”“王者之城”“都邑生活”“赫赫之名”四大板块，全面、立体、真实地展示了石峁遗址考古成果和遗产价值，体现了石峁文明在中国文明起源形成的多元性和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价值和独特地位。

　　据悉，石峁遗址地处北部的黄河西岸，毛乌素沙漠东南缘，这是一座6个故宫大的石城。考古人员近年来在这座石城遗址中的新发现，不断刷新着人们对我国黄土高原早期文明高度的认知。经过区域系统考古调查和重点考古发掘，发现了由“皇城台”、内城和外城构成的石峁城址；揭露了外城东门址、韩家圪旦贵族墓葬区、皇城台宫城区等重要地点。

　　根据碳十四系列测年及大量器物类型特征，石峁城址的修建时代不晚于公元前2300年，大致废弃于公元前1800年前后，面积达400万平方米以上，系国内已知规模最大的龙山时代至夏阶段城址。

　　步入石峁博物馆，大厅内一件“通顶”的立柱石雕映入眼帘，神秘而威严。这件放大版的石雕原型出土于石峁皇城台的南护墙夹道中间，有专家称其为“图腾柱”，上面刻有的两个神面，一嗔一静，显示着独特奇异的造型魅力。

　　黄河作为中华文明的摇篮，其流域范围内留下了数不胜数的文化遗址，仅史前遗址就像满天繁星，石峁遗址无疑是其中最闪亮的一颗，无论是它气势恢宏的建筑，还是内涵丰富的文化遗存，都为我们的史前文明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石峁遗址所在的位置靠近黄河“几”字湾，属于河套地区，前承上游，后启下游，外接北方草原，内连中原腹地，四通八达，是人群互动和文化交流的十字路口，仅是它所在的神木市，就分布有数以百计的史前遗址。

　　石峁遗址所处的年代为4300-38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此时的社会处于什么状态呢？据介绍，石峁遗址位于陕西省神木市高家堡镇，属于秦、晋和内蒙古三省区交界处，是黄土高原与内蒙古高原交接的地方。属于半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降水偏少，温差较大，四季分明。地貌以丘陵沟壑与沙漠草滩为主。4000多年前正处于全新世大暖期末期，石峁当时的气候要比现在温暖湿润，更适宜植被生长。发掘出土的大量动植物遗存中，发现植物70科、173种；动物15种。根据研究成果，展区复原了4000年前石峁古城全盛时期，秃尾河周边的自然生态环境。据专家研究和当地老乡们的经验，秃尾河水的盐分含量比较高，对家畜的饲养非常有利。智慧的石峁先民显然是发现了这件事情，所以在种植农作物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畜牧养殖。

　　展厅里，一块鳄鱼骨板引发了观众的好奇心。这块鳄鱼骨板于2012年发现于石峁后阳湾的一座房址附近，这是包括陕西和山西中北部、内蒙古中南部在内的河套地区首次发现。2019年，在石峁皇城台大台基的一座房址附近又发现了一块。专家们推测，鳄鱼骨板可能与鼍鼓相关，古人把“扬子鳄”叫作“鼍”，鼍鼓就是用扬子鳄的皮蒙的鼓。此外，还出土了形似鳄鱼的石雕残件，似乎可以说明石峁先民对鳄鱼是有所认知的。据历史地理学家文焕然的研究成果表明，大约在距今约7000年-2500年前，扬子鳄生活在北纬33度到北纬37度的地带，而黄河流域是位于北纬38度，这意味着当时的黄河流域也是适合扬子鳄生长的地带。根据环境考古研究，大概在距今4000-3900年前后，东亚地区发生了显著的气候变冷过程，石峁所在地区人类活动发生了剧烈变迁，这也许是最终石峁古城衰落、石峁族群消失的原因之一。

　　“王者之城 石雕成器”“赫赫之名 中华古国”是展览的两大核心部分，通过大量的石雕文物和微缩景观，向观众介绍石峁作为王者之城所具备的特质，以及其珍贵的历史学术意义所在。

　　1927年，天津《大公报》首次刊登了一则“陕北发现匈奴古物——女王塚墓，为寇堡寨”的报道，从此拉开了石峁遗址被发现的辉煌历史。2012年，石峁遗址系统发掘正式开始，至今仍在继续。考古工作揭示出，石峁石城以“皇城台”为核心，被内城和外城环拱，城内面积约400万平方米。这样的结构和规模让专家们大为惊讶：“其形制完备、规模空前，层层设防、众星拱月般的城垣结构奠定了中国古代以宫城为核心的都城布局形式。”考古工作者选中了石峁外城墙的东门作为第一个重点发掘点。没想到这次发掘“石破天惊”，使石峁名扬天下。整个城门由城门、瓮城、墩台、门塾等组成，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教授严文明认为，“它是中国城门的老祖宗，后世城门的所有要素都有了”。考古中首次发掘出玉铲、玉璜等完整的玉器6件。此次发掘的外城东门址，体量巨大、结构复杂、技术先进，专家称：“石峁古城给人最深刻的印象是当时社会的动员能力强大、组织能力高超、规划设计能力大手笔。这不能不使人联想到早期中国社会组织的构架，石峁古城的整体布局、虔诚的仪式都表现出庄严肃穆的古礼，具有强大的威慑力和感召力。”

　　而2020年考古发掘的寨山石城墓葬，其形制特征鲜明、器物组合典型、等级区分明显，系首次大规模揭露的石峁文化的大型墓地，充分体现了4000年前中国北方地区早期国家形态下的丧葬礼制和等级意识，反映出明显的阶级分化与社会复杂化现象，充分佐证当时的社会已处于文明起源和国家形成的重要阶段。

　　根据介绍，区域系统考古调查表明，石峁遗址包含皇城台、内城、外城3座基本完整并相对独立的石构城垣。其中，皇城台修建得最早，建于距今约4300年前，其南北两边是深沟，在西端合二为一，只有东北边跟其他山峁相通，主要通道是一条通往内城东门和外城东门的缓坡道路，或可称为“皇城大道”。内城墙以皇城台为中心，向东北方向展开，呈环形带状，远远望去，像斜挂在山脊上。再往外是外城墙，以东门为最高点向四周合围，依山势、地形蜿蜒而去，将内城东部墙体包围起来。城墙大部分处于山脊之上，均为石砌墙体，一般高约1米，宽约2.5米。城墙外则是深沟，将石峁城基本闭合起来，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独立空间。这种格局防御功能突出，易守难攻。

　　皇城台应为石峁城址的核心区域，那么地位突出的皇城台到底为何人居住或使用？专家认为，2016至2018年考古工作揭示的种种重要迹象和重要遗物表明，皇城台系石峁城址的最核心区域，当已具备早期“宫城”性质，或可称为“王的居所”，是目前东亚地区保存最好的早期宫城。

　　石峁遗址的发掘工作虽然只有十几年，但是它的考古发现已经走过了近百年历程，艰难曲折，石破天惊。同时，展览也充分突出了石峁遗址的重要性在于它的价值和影响。石峁文化年代跨越龙山时代后期和夏代早期，这一时期正是中国早期文明和国家起源的关键时期，石峁文化作为北方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典型代表，与其他文化共同推进着中国早期国家起源和发展的进程。正是因为石峁遗址在中华文明序列中如此重要，所以它的每一次考古发现都备受世界瞩目。

　　在现场的展览中，博物馆重点突出皇城台的修建年代，这是石峁古城遗址三部分主体中最早的、目前东亚地区发现的保存最好的早期宫城遗址。这座顶小底大的高台地，四面包砌护坡石墙呈金字塔状。专家介绍，我们所熟知的金字塔分为两种，一种是锥体状的类似于胡夫金字塔，还有一种是玛雅平顶金字塔，皇城台就类似于玛雅金字塔，因此被英国的《每日邮报》称为“中国的金字塔”。皇城台门址门前设置广场的做法开创了我国都城正门结构的先河。东护墙保存最为完好，在东护墙的文化堆积中，出土了数以万计的石峁文化遗存。其中口簧、陶鹰、象牙和水井制品等遗物应为高等级阶层使用，是整个族群高等级生活的代表元素。陶瓦、壁画等建筑遗物表明皇城台曾有高等级的覆瓦建筑，这些珍贵的文物都在展览中一一呈现。

　　据介绍：“作为考古发掘重要区域之一，皇城台大台基处共发现石雕70余件，其中20余件仍遗存于墙面，石雕种类可分为人面、神面、动物、几何图案等多种类别。博物馆展出的这一板块的镇馆之宝，正是出土于遗址大台基南护墙的墙基部位的大型神面石雕，长2.5米，重1吨以上，属于护墙的特殊装饰建材。该石雕中间是一个正神面，额头间有三角形装饰，结合两侧的侧视头像，专家推断该神面头戴羽冠，额间三角形装饰为鸟喙，此冠或可称为鹰冠。同时，皇城台还出土了陶鹰，因此，这件石雕可能也具有同样的表意功能，比如说对于鹰的图腾崇拜。”

　　据初步分析，石峁博物馆收藏的神面石雕图案有数种，以人面纹居多，比较有趣的一种是似兽非兽、似人非人的形象。有的比较写实，有的面带笑容，甚至吐着舌头。其中，“神面立柱石雕”整体呈圆柱体，石柱正反各采用浮雕技法雕刻一个神面，正反神面在眼形、嘴形和齿形上都有区别。在这一板块的3D复原墙体上，观众可以看到诸如倒置的人面石雕，三个神面的石雕，单面、双面雕刻的石雕等，让人一睹石峁遗址石雕的丰富性。在石峁动物类的石雕中，蛇的形象是最多的，其次是虎、牛、龟，还有蟾蜍、羊、马等。这些动物应该都是石峁人生活中常见的形象，也有日常生活中见不到的形象。古人信仰万物有灵，他们把刻有动物形象的石雕砌筑在大台基护墙上，可能是想要达到沟通天地的目的。不管是人面还是神面，石峁的面部石雕都会特别突出眼睛。皇城台发现了大量的眼睛装饰石雕，专家们推测石峁存在一个掌握宗教权的巫觋阶层，他们用“眼睛”造型来装饰城址墙体，不仅仅是为了美观，可能更想以此产生一种神秘的威慑力，从而使其他地方的族群服从自己，彰显自己的威严。此外，石峁遗址因地砌墙、藏玉于墙、防御装备、祭祀奠基，以及国内乃至全世界最早的纴木结构在这一板块都有介绍。

　　同时，为了让观众更直接地感受遗址的风貌，展厅内通过微缩景观介绍了被誉为“华夏第一门”的外城东门遗址，及其发掘过程中出土的文物——神秘的头颅祭祀坑、色泽鲜亮的壁画以及雕琢精美的玉器。

　　一枚枚玉器、一件件乐器、一幅幅壁画……此次展出，大量的出土文物向人们阐释着石峁人丰富多彩的日常生活。

　　4000多年前，智慧的石峁先民们在石峁山上筑城池，备兵甲，定礼制，扶农桑，拉开了人类文明的序章。他们选择了半农半牧的生业模式，除了发展农牧业，他们还发展手工业，建立大型作坊，在满足自身需求的同时也会供给其他族群；他们拓展经济交流，互通有无，实现了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石峁最初是因为玉器被人知晓，据《周礼·春秋·大宗伯》记载：以玉做六器，礼天地四方，苍璧礼天，黄琮礼地，青圭礼东方，白琥礼西方，赤璋礼南方，玄璜礼北方。六器包括：玉璧、玉璜、玉琮、牙璋、玉圭、玉琥。石峁遗址中玉器多有出土。牙璋是一种祭祀礼器，1976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戴应新先生收集的120余件玉器中就有27件牙璋，正是牙璋的出现才引起了人们对石峁玉器的讨论热潮，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出土的一件牙璋上面刻有祭祀图，明确地展示了牙璋具有祭祀功能。同样是在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商代晚期持璋跪坐铜人像，就直接展示了牙璋的使用方式。石峁牙璋承袭了龙山式晚期牙璋的特征，具有非常丰富的文化内涵。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Y”形牙璋。玉璜是一种佩戴饰物，石峁人会把一件完整的玉璧切割成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扇形玉片，佩戴在自己的身上，以玉养人。石峁先民还喜欢把很多已经成形的玉器通过再加工，改制成自己喜欢或者需要的样式。他们有着高超的玉器切割技术，能把玉切得“薄如纸”，还不会破损。石峁先民既制作大型的玉器如玉刀、玉钺、玉牙璋等作为与神沟通的媒介，也制作小型的装饰品如玉环、绿松石串饰、水晶饰品等装点自身，展现自身的美丽与富贵。

　　展厅一角，张先生目不转睛地欣赏着一枚枚骨针，这么精细的骨针让他百思不得其解，“我们的祖先手工业已经先进到这种程度了吗？”根据介绍，在皇城台东护墙的文化堆积物出土了1万多枚骨针，说明该器物是石峁制骨业的核心产品。骨针的制作有着严密的分工，出土的骨针量明显超过了石峁古城人群的生活需求，所以这些骨针很有可能是用来与周边区域进行买卖交换的。跟骨针相关的纺织业，在石峁古城也有所发展。石峁遗址出土大量的纺轮、骨锥等纺织工具，此外，在一座瓮棺葬墓主人的身上发现了麻、丝类等大量的纺织物遗存，分内、外两层，两层织物的细密程度不同，上粗下细，说明石峁人当时的生活质量比较高，已经有了内衣、外衣之分，同时也反映出石峁纺织业发展成熟。

　　石峁人住的房子是什么模样？博物馆展厅通过地面式的房屋模型进行了展示，石峁遗址的居住建筑主要分为三种类型：地面式、半地穴式和窑洞式。整个石峁古城以皇城台为中心，距离皇城台越近，居民的社会地位越高，他们的居住条件就越好。皇城台台顶是覆瓦类的高等级宫室建筑，皇城台周围的梁峁上大多数都是窑洞式房屋建筑。

　　呆萌可爱的陶鹰绝对是观众眼中的“宠儿”，石峁遗址出土了20多件陶鹰，大多数都是灰陶质地，拼对出的陶鹰残高50-60厘米。鹰常被当作神的使者或神本身的代表，是很多族群崇拜祭祀的对象，其中古埃及人与苏美尔人都将鹰作为王室的象征，同时对鹰的崇拜也是游牧民族的文化传统。陶鹰不是什么实用器，所以专家推测它的功能可能是用来祭祀，与王权神权和宗教信仰相关。

　　而石峁遗址出土的众多乐器无疑最引人关注。这些乐器有口簧、石磬、骨哨、骨笛等，构成了石峁宫廷音乐的基本形态。口簧是古代一种重要的演奏乐器，有一个成语叫“巧舌如簧”，说的就是这个口簧。皇城台出土了20余件骨制口簧，是目前世界上最早的口簧实物。口簧主要由簧鞘和簧舌组成，簧鞘一端有拉孔，内穿拉绳。演奏方式是用口腔发声震动簧片，产生共鸣，用手操纵簧片影响声音的粗细。口簧主要用于高等级场合的演奏，具有沟通人神、祭祀先祖的功能。据研究，石峁遗址所在的中国北方河套地区是世界口簧的祖源地，是中国北方文化因素沿欧亚草原向西、向北产生影响与互动的重要实证之一，西方国家的很多乐器也是由口簧演变而来，比如：口琴、口弦琴等。展出的磬则是中国最古老的打击乐器，一般是在帝王及上层统治者的宴会、祭祀、朝聘礼仪等活动中演奏，同时也是一种象征身份地位的礼器。磬一般是片状的石材，形状是曲尺形，上面钻有一个孔，用绳子穿孔悬挂，敲击演奏。

　　根据介绍，2018年5月，石峁遗址考古队在皇城台发现了数量巨大、品类丰富的各类遗物，包括陶器、骨器、石器、玉器等重要遗物。在数以万计的各类骨器中，考古队员甄别出一批重要乐器——距今约4000年前的口簧。“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将”——《诗经·小雅·鹿鸣》中的“簧”指的正是口簧。石峁遗址骨制口弦琴均出土于皇城台东护墙北段上部的“弃置堆积”内，为皇城台使用期间由皇城台顶部弃置而来。这批骨制口簧制作规整，呈窄条状，中间有细薄弦片，与其共存的还有骨制管哨和陶制球哨，最新文物测年数据显示，这批口簧制作于距今约4000年前，是原始古乐器之一，素有人类音乐“活化石”的美誉，是中国古代颇具诗性的乐器之一。在古代，口簧最早被用于宗教祭祀，古人认为吹奏口簧，可以沟通人神天地。经过历史演变，口簧逐渐成为一种世界性“乐器”，考古工作者在陕西石峁遗址皇城台发现的骨制口簧是目前内地所见年代最早、出土数量最多的口弦乐器，考古背景明确、共存器物丰富、结构完整、特征明确，这是中国音乐史上的重要发现。

　　此外，一幅幅壁画也向观众展示了石峁先民的美术造诣。他们善于绘画和雕刻，有很高的艺术追求和审美水平，也掌握了精湛的制作工艺，其中铁黄和绿土颜料是目前所知最早的应用实例，绘图工具可能是毛笔一类的软工具，由此推测中国早期壁画的基本制作工艺及绘制技法最迟在夏朝已基本确立。石峁遗址虽然没有出现文字，但是在石雕和陶器上已经出现了许多特殊的刻画符号，其中有些已具表意功能，对研究古汉字起源具有重要意义。